佛教史第七课:魏晋佛教史

  第七课 魏晋佛教史

  魏晋以来,时局纷扰,传统儒学名教解体,名士避世弃儒,趋附老庄‘以无为本’思想而蔚为风气,因其立意渺玄,故称‘玄学’或‘清谈’。当时佛教般若‘性空’之学甚契此派‘贵无’思想,又有学通儒道,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,有系统的融和、开展,故玄谈名士莫不以‘般若性空’充实其学,或增清谈之资,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。

 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,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《道行般若经》,并以‘诸未尽善’而西行,求得《放光般若经》,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。在译事方面,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,昙柯迦罗译有《僧只戒心》、昙无谛译出《昙无德羯磨》,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。

  因避战祸,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,因此,吴代建业的佛教,多由关中、洛阳一带传入,如安世高、支谦等。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,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。支谦汉文造诣很高,发扬支谶般若一系,译经甚多。其中《大明度无极经》乃《道行般若经》的同本异译,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,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。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,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(交趾)向北弘法的僧侣,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,最具代表的译著为《六度集经》,孙权为其建‘建初寺’,乃江南佛寺之始。

  西晋时代,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,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,所译经典有《光赞般若》、《维摩》、《宝积》、《涅槃》、《法华》等各部类经,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,影响甚钜。其中,《正法华经》的译介,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,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。

  西晋末叶,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,晋室偏安江左,称为‘东晋’。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。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,也大力提倡佛教。例如后赵时期,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。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、石虎,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,建寺八百九十所,受业门徒万计,重要者有道安、竺法雅等。

 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,博学多闻,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。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,一时中外译家云集。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,如:1。提出‘五失本、三不易’的译经理论,要求译经必‘勿失厥义’以深达佛旨;2。为众经撰注作序;3。分经文为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三科,为此后译经者所宗;4。创编《综理众经目录》,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;5。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;6。统一沙门同为‘释’姓。另外,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,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,创立‘本无宗’,承其学者为慧远。

 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,此即所谓‘以经中事数,拟配外书,而为生解之例’的‘格义佛教’。

 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,由于鸠摩罗什东入长安(四○一),而更加昌盛。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,南北俊秀仰止云集,门生弟子三千,其中以道生、僧肇、僧叡、道融最为杰出,称为‘什门四杰’。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,其中《大品般若经》、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、《大智度论》,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,以之引正‘六家’之偏,驳斥‘格义’之迂。《成实论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、《十住毗婆沙论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维摩经》等译著,文妙义精,流畅易读,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。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、四论、成实学派的兴起,及天台、禅、净等诸宗的成立。罗什译业贡献之伟,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,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。

 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,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。与道安同时,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,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,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。尤其是支道林,著有《圣不辩知论》、《即色游玄论》等,创般若学的即色义,主张即色本空。时人评其学‘不减王弼,比做向秀’。与谢安、王羲之、许询、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。支道林之后,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。师博通六经,尤精老庄,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。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。师持戒严谨,为南方佛学领袖,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。曾迎佛驮跋陀罗、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,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。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,撰著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,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,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。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,以《般舟三昧经》的禅观修行,期生西方净土,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,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。

  慧远虽足不出山,然亲近者众,道生(曾北上长安受学于罗什门下)就是其中之一。道生孤明先发,以‘佛性论’、‘顿悟说’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,尤其‘一阐提皆得成佛’的主张,更被视为异端,而不见容于大众,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《大般涅槃经》传入,获证同于佛说,时人方才惊服。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涅槃、天台、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。

  此外,建康的道场寺,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,以译经为主。佛驮跋陀罗、慧观、法显等,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。

 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,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。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,携回《大般泥洹经》、《摩诃僧只律》、《长阿含》等多部经典。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,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。

  两晋时期,因玄学风行全国,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,而有‘六家七宗’各擅其胜之势。‘般若’丰富了‘玄学’的内涵,‘玄学’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,史称‘格义佛教’。直至鸠摩罗什、僧肇等师徒的导正,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。由于学风鼎盛,思潮自由,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,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。

  (本文节选自《佛光教科书》第四册)

文章关键词: 佛学常识 佛学 佛教史 魏晋佛教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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